一下，那種笑讓杜城心里發堵。做記者這些年，他學會了一件事——社會底層的人往往對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，而這種善意，恰恰像鏡子一樣照出別人的冷漠。“你們記者也不容易，”老周說，“我女兒說了，現在報紙都快沒人看了。”
杜城想反駁，但發現無從反駁。
在這個城市，人人都是記者。舉著手機拍短視頻的，開直播喊“老鐵666”的，在各種社交平臺發小作文的。真相被淹沒在信息的洪流里，沒人關心誰在說真話，只關心誰的嗓門大。而真正在新聞現場的人越來越少了——不是不想去，是養不活自己。杜城的工資已經連續三年沒漲過，上個月扣完房貸，卡里只剩一千六百塊。他今年三十二歲，未婚，所有的積蓄都押在那套期房上，開發商還在“保交樓”的名單里掙扎。
“杜老師，您真該看看。”老周的女兒周小禾不知什么時候過來了，手里攥著一張揉皺的紙。她今年十三歲，正上初二，成績常年全班第一，用的臺燈是從垃圾站撿回來修好的，燈泡從來不超過二十瓦。“這是您的文章嗎？我媽給我看的時候，我哭了一晚上。”
杜城接過那張紙。
是打印的。A4紙，黑白，字跡有些模糊。標題是他曾經擬過的——“留一盞燈給那些看不見的人”。那是他三年前寫的一篇隨筆，發在一本發行量只有幾千冊的文學雜志上，連**媽都不知道他寫過這個。
“您知道嗎，我們語文老師把這篇文章在課堂上念了。”周小禾的眼睛亮晶晶的，“她說這是她這些年讀過最好的文字，讓我們每個人都要記住一句話——‘記者是這個社會的眼睛，眼睛里不能只有光鮮的風景，還要有那些被遺忘在陰影里的人。’”
杜城低下了頭。他怕自己再看周小禾的眼睛，會哭出來。
他已經好久好久沒有聽到過有人用“記者”這兩個字，帶著這樣的敬畏和期待了。在他的辦公室，在行業論壇，在各種飯局上，人們談起記者，語氣里帶著一種復雜的意味——同情、惋惜、甚至嘲諷。“還在當記者呢？真有情懷。你們報社還能發得出工資？現在還有人看報紙？”
他從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畢業那年，全班六十個人，四十七個去了媒體。五年后的同學會，還留在新聞一線的，算上他，五個。其他人